深圳緣何成為企業家之城
“深圳之問”
是民營經濟之問
深圳商報：觀察深圳的世界500強，民營企業被認為代表著中國企業的競爭力。近二十年來，一直有一個“深圳之問”：過去，前來考察的兄弟省份會問：為什么華為、中興會誕生在深圳？現在，這份“深圳之問”的名單又長了很多，新的名字包括騰訊、包括比亞迪、包括大疆。對于這個存在已久的“深圳之問”，您給出的答案是什么？
王理宗：兩個月前，我應邀到武漢進行干部授課，當中的一個話題就是為什么深圳誕生了一批世界級名企。回答“深圳之問”，我們不妨先做一些對比：論城市地位，為什么這些世界級名企沒有出現在其他一線城市？論特區背景，還可以問一問同樣是特區為什么深圳能夠脫穎而出？論基礎支撐，缺少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深圳為何能超越名校林立的老牌城市？
世界級名企絕不是孤零零的一棵大樹，而是一個生態圈共同作用的結果。關于深圳的企業生態，一直有“大企業頂天立地、小企業漫山遍野”的說法，大企業給小企業創造了空間，小企業同樣為大企業提供養分。在我看來，世界級企業的出現是一個必然結果，原因就在于深圳是民營經濟自由生長的熱土。
深圳商報：世界級名企的“深圳之問”，是否就是民營經濟的“深圳之問”？
王理宗：回答世界級名企為何扎堆深圳，首先得回答民營經濟為何成為深圳的主力。
民營經濟的興起，有內在動力。深圳是企業家之城，我有一個非學術的解讀，那就是大家來深圳就是為了辦企業。深圳是經濟特區，這意味著深圳從一開始就要滋養經濟土壤，要成為企業家能夠孵化成長的搖籃。我不諱言，企業家來深圳創業，最原始的動力是賺錢致富，這也讓民營企業決策更為快捷經營更為靈活，從而在初期跑得更快。這種致富的欲望，也使得民營企業對生存壓力更為敏感，從而對技術創新、轉型升級更為主動積極。
談了內在動力，必須要談外部環境。首先是政府開明。深圳成立之初就堅持小政府大社會，而且一直在政策上鼓勵企業自由發展，比如深圳是全國最早設立民科辦的城市。其次是地緣因素，因為毗鄰香港，也因為出口為主，深圳企業相較國內企業擁有國際化視野的先發優勢。再者是經驗優勢，深圳企業從誕生伊始就面臨市場競爭，和國內同行比拼，和國際對手較量，成功者哪個不是身經百戰。
正因為這樣的內外因素，民營企業在深圳得以扎根成長。華為、騰訊這樣的世界級名企，他們都是自然生長出來的，因為一片森林必然會長出幾棵參天大樹。
“官不擾民，民不媚官”
也是深圳基因
深圳商報：從您的表述里，我們可以看到深圳民營經濟興起的內外元素，也可以看到企業家精神凝練的歷程。在媒體的表述里，一直有深圳基因之說。在您看來，深圳基因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理宗：既然是基因，那么就應該是可延續可代際傳遞。就以深圳的企業以及企業家榜樣來說，我們可以列舉華為老帥任正非，處在壯年的有比亞迪的王傳福，中生代有騰訊的馬化騰，新生代有大疆的汪滔，現在還有一批90后的企業家嶄露頭角。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深圳企業家以及深圳企業家精神中存在著鮮明的深圳基因。
首先是實業基因。其實大家不難發現，最初的深圳企業家都是制造業起步，其思想根源就是務實的“實業致富”。這種創業理念，使得深圳發展一直堅持實業為主。
其次是市場基因。和深圳一位老領導探討深圳企業得失，他直言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深圳從一開始就有著“官不擾民，民不媚官”的經營環境。說到底，企業好不好，市場說了算，政府不越位。
再者是文化基因。深圳是移民城市，來的都是年輕人，不僅容易接受外來文化，而且富有創造力，這種城市居民構成是罕見的財富，從而也造就了獨一無二的深圳。
還有一個大家不太關注的流動性基因。流動就是不安分，在社會學的解釋里代表著開放包容代表著活力潛力。這種流動不光是城市內部的流動，也不僅僅是國內外資源流向深圳，更是深圳的對外輻射。有一個現象很有趣，別的城市都擔心企業外遷，但深圳卻鼓勵企業流動。我非常看重流動，流動意味著原有結構的破壞和新結構的重構，在破壞和重構中一定能夠出現顛覆式創新。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規模的社會流動，深圳正是由此激發的活力推動的結果，而且流動也是深圳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