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之“特”，是責任不是特權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是關于信心的新宣言，也是關于未來的新要求。”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接受了深圳特區報記者的專訪，縱論深圳面向未來如何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勇擔新的歷史使命。
有信心才有未來
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下，信心要比金子更重要。
鄭永年認為，沒有信心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想就沒有未來，個人如此，城市亦然，國家也一樣。他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就是關于信心的新宣言，也是關于未來的新要求。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的過程有機遇，也有困難和危機。如何克服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信心很重要！”鄭永年談到，1978年中國作出改革開放決定，主要來自鄧小平等領導人的信心，對和平與發展這兩大世界主題的信心。
“信心也是判斷力、領導力。”他指出，深圳用40年時間從落后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其成功得益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超級全球化”。不過，機會是平等的。放眼全球，在這一波“超級全球化”浪潮下，像深圳這樣成功崛起的城市屈指可數。與此同時，有很多城市停留在原地，也有不少城市眼睜睜地衰落了。深圳則不同，不僅抓住了“超級全球化”這個機遇，并且有效克服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這兩波大危機，在逆境中不斷自我升級、自我超越。“兩波危機最后都促成了深圳的產業升級，這背后就是判斷力、領導力。”
鄭永年強調，一個城市要進步，需要強大的信心和領導力，在抓住機遇的同時，也要知道自己的短板不足在哪，如何讓強的地方更強、薄弱環節變強。深圳下一步面臨新的挑戰，外部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內部發展新要求都向深圳提出了新使命。“過去成功的經驗、對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這些是深圳通往未來的信心之所在。”
“特”是特殊使命，不是先行享受
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再次明確了新時代經濟特區之“特”。
對此，鄭永年有不同的理解。“深圳要做到特區不‘特’。‘特’是第一步，‘不特’是最終目標。”在他看來，所謂“特”，是指國家把一些試點舉措放在深圳先行先試；所謂“不特”，就是經驗可推廣、可復制，當特區的經驗復制推廣到全國了，自然就“不特”了。
國家一直在發展，深圳的地位始終是特殊的，很多新政策、新試驗首先會放到深圳來。“這是一份責任，絕不是特權。”鄭永年認為，40年來，深圳沒有辜負中央政府所賦予的使命，不僅獲得了自身的成功，而且充分發揮了輻射帶動作用，成功經驗在全國比比皆是，很多地方受惠于深圳的發展。國家進入下一階段發展，深圳要繼續當好排頭兵，繼續殺出一條血路來，當然是在更高層面上，比如在原創性技術和制造業升級方面，繼續為全國探路開路。
“深圳沒有特權，‘特’是特殊使命，不是先行享受。”鄭永年強調，深圳是一座使命性的城市。40年前中央把經濟特區放到深圳，現在又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歷史重任交給深圳，就是寄望深圳繼續當先行者，率先走出一個可以引導整個國家發展的模式來。深圳要感覺到壓力，繼續敢闖善創，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好、辦得水平更高，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提升技術密度發展質量型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深圳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對此，鄭永年認為，新發展理念指向的是高水平發展、質量型經濟。在他看來，很多國家或城市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簡單擴張的數量型經濟已經走到底了，卻又沒有找到新的出路。
他直言，發展質量型經濟有難度，但如果因此就不做的話，國家發展的基礎就不牢靠。深圳下一步發展，需要更多高附加值的技術創新。“不是什么錢都要賺，而是要賺應該賺的錢，低附加值的、破壞環保的，該舍棄的要舍棄。”
鄭永年分析，深圳的比較優勢是制造業，未來質量型經濟要靠技術創新、體制創新。深圳對于先進技術的應用速度非常快，制造業、產業鏈、供應鏈齊全，但缺少原創性的東西，面臨不少“卡脖子”的問題，像芯片、底層軟件等，都是要去突破的。
“經濟發展要注重密度，光有廣度是不夠的。經濟密度越大，質量越高。目前，我們很多產業還停留在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沒有達到技術密集型，技術的空白還有很多。有些東西不是說別人已經有了，我們就不用再去做了，核心技術還是要靠自主創新。”鄭永年認為，深圳的創新氛圍是很好的，硬件配套的條件在全國獨一無二，有能力在發展質量型經濟方面率先突破。現在，有很多技術類高校和科研平臺走進深圳，這是非常重要的。
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功能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深圳應如何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持續增強核心引擎功能？就這一問題，鄭永年指出，深圳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和要求，在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基礎上，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促進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
“物理意義上的公路橋梁互聯互通是不夠的，相比基礎設施的硬聯通，機制和規則上的軟對接難度更大。機構的密度，體制的密度都是需要考慮的，需要在大灣區不同城市間建立統一的規則。”鄭永年坦言，規則必須具有普遍性，否則容易導致惡性競爭，也會造成實質上的封閉。“普遍性的規則是法律意義上的，如果每個地方都是特殊化的規則或政策，盡管初衷是好的，給了很多優惠政策，但是外人看并不是真正的開放。”他說，這就顯示出港澳的重要性，因為港澳都非常國際化，其投資貿易規則已經被國際認可了，有些可以直接對接過來。
鄭永年強調，這對于深圳加快推進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率先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深化對內經濟聯系、增加經濟縱深，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功能，至關重要。“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深圳是內外雙循環的重要交匯點。要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構建南方共同市場，甚至再輻射到整個東盟，市場潛力會非常大，但前提是要做好規則對接。”
在他看來，深圳本身就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制，是全球化的產物，未來發展要繼續在開放中進行，深圳是世界的深圳。“技術本質上就是開放性的，思想也是流動的，封閉了肯定會落后。一直處在開放狀態下的話，哪怕是比人家落后一點，還是知道大趨勢怎么走。”他覺得，國際化對深圳非常重要，深圳接下來應大力引入國際性機構，尤其是技術類研發總部、國際組織、智庫等。
深圳需要什么樣的大城市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40年高速發展，深圳的城市空間結構、生產方式、組織形態和運行機制發生深刻變革，面臨城市治理承壓明顯、發展空間不足等諸多挑戰，要創新思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對此，鄭永年強調，深圳要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子，既需要考慮經濟發展規律，也要考慮社會、安全、環保等各方面問題。
“大城市化是個世界級的現象，不可避免。但變成什么樣的大城市化是一個政治考驗，需要考量。”他指出，在日本，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集聚在東京周邊，但有些小城市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老是圍繞一個中心，安全、交通、環保等壓力很大。”
鄭永年建議，深圳土地空間有限，可多建一些衛星城。深汕特別合作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離深圳近，能承接深圳的功能外溢，也能享受到深圳的發展紅利。同時，強化輻射帶動效應，也是深圳的責任。
科技創新要有人文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大會重要講話中特別重申：經濟特區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上都要交出優異答卷。鄭永年理解，這其實是要求深圳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更加注重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這樣才能做到全面的先行示范。
“技術創新離不開人文科學，離不開文化發展。技術問題不光停留在技術上，更是判斷力的問題。”鄭永年認為，在后工業社會和信息技術時代，沒有文化想象力，技術創造變得極其困難。深圳很多IT企業遇到卡脖子的問題，是因為他們早期看問題太簡單，認為問題只停留在技術上。其實不是。國際情勢風云變化、地緣政治不穩定，這些都涉及到文化。
發展需要理論支撐。“理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西方教科書抄來的，而是從我們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在鄭永年看來，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知識體系的構建都是最重要的。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就無從解釋自己的社會，無法認清社會的發展趨勢，不知道要如何解決越來越多的問題。“只有有了原創性的知識體系，才會擁有真正的原始創造力。否則，只會應用不會創新，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也會受到制約。”深圳的實踐經驗特別豐富，但總結提煉得還不夠，還缺乏理論的高度，需要“補作業”。
鄭永年表示，深圳作為一座年輕的移民城市，國際化、包容度較高，所帶來的國際文化、移民文化都很豐富。“深圳不用去跟北京、廣州這種千年古城比，不能從考古學的角度來定義深圳文化。深圳不光是一個地方文化（local culture），更是一個世界文化（global culture）。這是深圳的特別之處，需要充分發掘好、利用好。”他說。
把頂層設計轉化成行動方案
鄭永年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深圳提供了一個面向未來的路線圖和行動綱領。
有了藍圖之后，重要的是如何實現。中國人講求知行合一，“知”已經有了，“行”是最關鍵的，需要做很多準備。他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里面，給深圳提出了很多新要求。也就是說，頂層設計已經有了，大家也有共識了，現在是怎么行動的問題了。深圳一定要有行動方案，思考發展的突破點，把工作做細做實。“無論是‘雙區驅動’還是綜合改革試點，內容都非常豐富，關鍵是如何轉化為細化的政策、具體的行動、實際的成果。”
在鄭永年看來，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了兩點，即“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頂層設計’要求深圳不能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而‘摸著石頭過河’則要求深圳繼續探索創新，敢闖敢試，敢于試錯，為自身和國家發展打開新局面。”
■深圳特區報記者姚龍華焦子宇金文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