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合作機制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朝著建設世界一流灣區的目標邁進。圖為深圳市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項目集中開工儀式。
借鑒國內外城市群的合作經驗和做法，可以從協作體制、合作領域、行為主體等不同層面，優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機制，構建起以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為引領的協作體制機制。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重大國家戰略，推動粵港澳合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為此，我們要立足于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進一步支持港澳地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借鑒國內外城市群的合作經驗和做法，可以從協作體制、合作領域、行為主體等不同層面，優化現有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機制，構建起以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為引領的協作體制機制，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一、充實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體制
一方面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充實和完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宏觀決策職能，要求粵港澳三地定期提交若干重大事項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決策，強化中央政府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頂層設計以及主要合作事項的統籌，著力協調解決重大合作問題；另一方面，也要及時調整粵港、粵澳聯席會議功能，注意在粵港澳大灣區合作事項中觀決策權安排上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協調與分工，同時努力推進并落實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已經確定的合作事項。
對于建立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之下的省、市等各層級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灣區辦、港澳辦以及港澳特區政府對應專責機構等微觀決策、執行層，要與原粵港、粵澳聯席會議對應的辦事機構、專責小組等及時進行撤并、整合，特別是與港澳特區政府相應機構做好對接，著力建立制度化、系統性的有效工作機制。
二、建立中心城市直接對話機制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作為灣區四大中心城市，要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核心引擎作用。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指導下，構建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直接對話機制，推動這四大中心城市以定期召開行政首長/市長圓桌會議，或者舉辦由四大中心城市一定層次官員參與的相關智庫論壇等形式，就城市合作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直接展開對話交流，共同尋找更多合作領域和重點項目，推動四個中心城市優勢互補、深化合作、錯位發展、協同發展，更加充分地發揮大灣區核心引擎功能，帶動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三、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咨詢委員會
“一國兩制”背景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在完善以政府為主體的領導體制、協調機制的同時，還要推動公眾多方參與，形成“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通力協作機制。建議有關方面借鑒美國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的模式，構建以灣區企業家為主體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咨詢委員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咨詢委員會定性為一個以增進公共利益為宗旨，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重大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政府決策為行動目標的專業咨詢機構。在組成上，該委員會以大灣區內符合一定資質要求（以營收收入、職工總數及其行業地位等為主要評價指標）的知名企業家為主、以重要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領導與專家為輔。該委員會定位為大灣區非官方智囊機構，力求取得大灣區內學界、企業界與政界的廣泛支持和參與，成為民間力量的主要代表。
在運作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咨詢委員會可在委員會議、圓桌會議、思想沙龍、研討會等形式下，每季度、每年度由主任委員主持完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項或若干項重大公共政策的研究、咨詢服務。以定期舉辦的月度、季度、年度會議及相關調研活動，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若干重大公共政策展開研討、溝通、交流，為廣東省不同層級的政府發改部門及港澳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提供公共政策咨詢服務。在經費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咨詢委員會可借鑒舊金山灣區委員會做法，以委員單位自愿交納的定額年費作為委員會的主要經費來源，以保障其運作的獨立性。當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及有關方面，要以一定的機制認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咨詢委員會的地位，對其提出的重要發展策略及政策建議要有相應的吸納程序。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咨詢委員會，將有助于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是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體制機制的重要舉措，將有效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
四、先行構建灣區重點合作領域協同管理體制機制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粵港澳三地政府要積極協調配合，共同編制并推動落實有關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專項規劃或實施方案。如此，建議大灣區專門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科創聯席會議機制，促進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體系；強化粵港澳大灣區水資源管理協作機制，粵港澳大灣區水資源合作專門委員會集中行使粵港澳三地水務行政管理權，專門負責粵港澳大灣區三方的供水、治水，承擔相應保障、管理與監督協調職能；建立有效的基礎設施一體化協調機制，組建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協作委員會，加強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一體化環境治理機制，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環境治理委員會，加強邊界地區建設項目的環境管理，加強污染治理工作的監督、檢查，根據現實需要，相鄰政府也可建立環境保護聯席會議，如廣佛肇環境聯席會議、澳珠中江環境聯席會議、港深莞惠片區環境聯席會議，以研究、協調并解決跨界環境污染問題為目標，通過組建跨界執法小組進行邊界環境污染綜合管理與督查。在以上合作領域先行一步，著力構建協同管理體制機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深度融合、均衡發展的典范區域，朝著建設世界一流灣區的目標邁進。
五、創新機制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促進基金
首先，加快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促進基金，及早形成灣區合作項目資金保障與經濟調控、投資引導能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促進基金的建立需要創新機制，由國家和粵港澳三地政府發起設立，但是資金籌集并不是完全依賴三地財政，而是以政府投入為引領，民間投資及捐贈為主體，形成以少量政府財政資金投入撬動大量的社會資金投入的模式。
該基金不能按傳統做法搞成純粹的政府基金，應該是半官方性質的基金，以利于適應“一國兩制”的灣區政治環境。同時，專門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基金管理委員會，吸納政府官員、金融領域專家、社會代表人士作為委員參與基金管理與協調工作。該基金將主要用于灣區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生態建設和環境治理及科技研發、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將重點支持區域重大項目的前期論證與推進、跨區域重大問題的研究、跨區域專題合作、共建園區等項目建設。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促進基金成立之前，可以先行成立若干專項基金，推進粵港澳三地重點領域合作。例如：創設粵港澳大灣區公共基礎建設發展基金，重點資助城際間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創設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調整基金，支持跨區域產業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創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科研項目合作基金，資助粵港澳三方成立專項科研攻關團隊和研究機構；創設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基金，對水源上游、森林屏障所在地給予生態保護補償。
（袁義才：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化城市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李倩琳：深圳市城市經濟研究會助理研究員）
（本文系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2019年度重點課題“深圳增強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功能研究”（SZ2019A006）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