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成功的特區
我們期待著深圳實現“深圳加速度”，積累新的深圳經驗，又把新的深圳經驗推開到全國。“特區要特”是為了帶來成功經驗，使得成功經驗最終傳播到全國，最終要做到“特區不特”，或者說讓特區的政策成為全國各地政策，讓特區的成功經驗成為全國普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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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奇跡”的源頭是觀念轉變得更徹底，思想解放更到位，企業家更受尊重，私人產權更受保護，市場體制發育更完善
所謂“經濟奇跡”，是指較長時期內實現較為穩定的、較為高速的經濟增長，尤其是經濟發展。這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兩個概念還是有差別的。經濟增長不一定意味著經濟發展，它可能僅僅依賴投入的擴大；經濟發展則不僅意味著經濟增長，而且意味著科技含量和經濟質量的提升，意味著用新組合替代舊組合，意味著實現創新帶來的動態效率。顯然，在經濟增長與發展方面，深圳處于全國領先地位。深圳的經濟體量從1979年的不到2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2.69萬億元，位列全國第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位列全國第一。在發明專利方面，深圳以發明專利申請量82900件排名第二。在2019年中國制造業企業500強榜單上，深圳企業20家，其中華為位居第4位，正威第7位。
有位國外經濟學家曾經以開玩笑的方式說過，實現“經濟奇跡”不是奇跡，不能實現“經濟奇跡”才是奇跡。他講的“經濟奇跡”不能實現的地方，往往觀念落后，思想不解放，不好好尊重企業家，不好好保護私人產權，不好好放開發展市場體制。與此相反，實現了“經濟奇跡”的地方，往往要求轉變觀念，解放思想，尊重企業家，保護私人產權，發展市場體制。仔細想想，如果一個地方照此行事，不實現“經濟奇跡”還真的會是奇跡。
許多人為“中國奇跡”點贊，但是我們更需要為“深圳奇跡”點贊，因為“深圳奇跡”是“中國奇跡”中的奇跡。“深圳奇跡”的亮點更為突顯。其源頭是觀念轉變得更徹底，思想解放更到位，企業家更受尊重，私人產權更受保護，市場體制發育更完善，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成功的特區。
“深圳奇跡”“深圳模式”“深圳精神”和“深圳速度”已經聞名中外。深圳的歷史是無中生有，從有到多，從多到好，從好到優。道德經里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白了，深圳之巨變，實際上就是“得道”的結果。所謂“得道”，就是正念，改變了觀念，端正了觀念，結合觀念以意志，付諸意志以行動。觀念、意志和行動，三者缺一不可。有位經濟學家說，只有觀念才能戰勝觀念。這確實是至理名言。
我國的改革始于農村，開放始于深圳，開放也必然包含了改革的內容。無論是深圳還是全國的改革開放，均得益于鄧小平所開創的思想解放大格局。其最矚目的標志就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當中來。深圳的改革開放，是思想解放的結果。1979年7月2日，深圳開始建設蛇口工業區，炸山填海，打通蛇口五、六灣間通道，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山炮”。建設蛇口工業區，國家不給投資，資金全靠自籌，找米下鍋。而此前，在1978年，中央有關部門、省委和深圳（當是還是寶安縣）當地政府已經多次研究建設外貿出口商品基地。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還在7月初視察寶安，強調引進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資辦廠，搞來料加工。蛇口工業區的建設，主要采取與我國政府所屬香港招商局合作的模式。當時的招商局副董事長袁庚擔任蛇口工業區管委會主任，負責工業區的建設。而且蛇口工業區建設的設想，本來就是袁庚提出。在創辦蛇口工業區以來，袁庚帶領工業區管理干部，不斷打破思想禁錮，提出了一系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觀念，解放思想，大膽實踐，開展了一系列體制機制變革新舉措，推動了蛇口工業區的經濟發展。1981年，袁庚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口號，給保守僵化的思想帶來了強大沖擊力，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響亮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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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特區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得益于通過制度變革促成一個龐大的企業家階層的崛起
按照經濟學的理論，企業家是指那些有創新意識的人，企業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創新，打破舊有框框，創造新的世界。因此，企業家精神不限于辦企業的人。
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初的推動者，都可以稱為制度企業家，這在深圳表現尤其突出。制度企業家就是推行制度變革者。推行改革開放，是最大的制度變革。這里，制度企業家關系到一種功能，而非一種職業。他們是履行推進制度變革之功能的人。
3深圳經濟特區先行先試，創造了1000多項全國“第一”。改革開放的成就最終需要用經濟績效來說話。而經濟績效的實現取決于經濟領域的企業家。
深圳經濟特區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得益于通過制度變革促成一個龐大的企業家階層的崛起。我們一般話語中的企業家是從事生產經營者、生意人。但是，從更準確層面講，經濟領域的企業家與制度企業家一樣，也關系到一種功能，而非一種職業。我們可以把經濟領域的企業家分為熊彼特型的“創新企業家”和柯茲納型的“套利企業家”。推行創新者和從事套利者，都是企業家。如果說熊彼特的企業家理論側重分析企業家承擔不確定性、推動創新，那么柯茲納的企業家理論強調企業家承擔不確定性，對市場套利機會競爭保持警覺，先于他人發現機會，并組織資源去努力實現機會。對于企業家來說，別人的犯錯就是自己的機會。競爭和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一個硬幣的兩個面，兩者相輔相成。熊彼特型企業家和柯茲納型企業家存在著一種自然分工：熊彼特型企業家作為先行者通過創新獲得創新利潤，柯茲納型企業家作為后隨者通過套利推動產品的量產和銷售，推動市場供給朝著假想“均衡點”移動，但由于市場條件不斷改變，原有的假想“均衡點”發生變動，企業家的市場供給繼續朝著新的假想“均衡點”移動……很明顯，企業家永遠達不到假想“均衡點”。此外，有些企業家可能既是熊彼特型企業家，又是柯茲納型企業家。眾多企業家參與競爭，無論其屬于哪種類型，他們使得市場過程多姿多彩。難怪經濟學家拉赫曼把市場過程看作為一種萬花筒般的世界。
深圳的改革開放史，是上述制度企業家發展史，更是經濟企業家發展史。隨著改革開放，深圳涌現了一大批著名企業：華為、騰訊、平安集團、富士康、順豐速運、比亞迪、華潤集團、中興、萬科、招商局集團、正威國際、創維，等等。涌現了任正非、馬化騰這樣的著名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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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實行眾多先行先試的政策，吸納和習得了很多市場經濟運作經驗、商業慣例和管理經驗
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深圳成為全國對外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制度學習的窗口，既是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的第一站，也是內地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的橋梁。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實行眾多先行先試的政策，吸納和習得了很多市場經濟運作經驗、商業慣例和管理經驗，培育了特區開放包容的商業文化。深圳不僅處于“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地位，而且與內地形成分工合作的商業網絡，向內地輸送管理人才和管理經驗。
在1979年設市之前，深圳是寶安縣政府所在鎮。整個寶安縣社隊企業應該很少，那時人口主要是土生土長的寶安人和客家人，隨著建設深圳經濟特區，2萬基建工程兵開進深圳，初步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其后，大量潮汕人到深圳來打拼，開啟了深圳的買賣生意，興旺了當地的建筑業。后來又來了很多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地的人，既有打工的，也有做生意的。再到后來，全國各地的人都到深圳來打拼。目前深圳已經是大都市。無論如何，來到深圳的外地人，不管是什么背景“來了就是深圳人”，形成了一種自主、自信、開放、多元、包容、向上的“深派”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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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加速度”意味著需要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更大的經濟開放，更強的發展推動力
深圳已經成了巨大的文化熔爐。大量來自國內外、具有不同文化和專業背景的人，來到這個逆襲而生的大都市。其中包括大量的打工仔和投資者。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1343.88萬人，戶籍人口為494.78萬人，非戶籍人口849.10萬人。此外，深圳還有818萬流動人口。而在設立經濟特區之前的寶安縣，常住人口據說僅僅為30多萬人。根據深商研究會的消息，深圳有300多萬家商事主體，每4個深圳人當中有1個商事主體。“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來了就是深圳人”，這些口號背后是流淌在血液中、刻在深圳文化基因上的平等、包容精神。正因為有著這種認同，這些在深圳的經商者和企業家都多少認同自己屬于“深商”。
目前，全國各地不僅在津津樂道“深圳速度”，而且有人在開始討論“深圳加速度”。“深圳加速度”意味著需要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更大的經濟開放，更強的發展推動力。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正式出臺，要求深圳“朝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方向前行，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站在新的起點，深圳由此開啟了新的征程。
這也意味著國家在推進深圳改革開放政策上提供更大程度的支持，比如深圳經濟特區急需在高端人才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方面降低稅負。而且低稅模式本來就是世界潮流。廣東省盡管已經在推行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但是適用此項政策的人員標準較高，口徑較窄。深圳能不能“先試先行”，對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實行一種低稅模式？我們期待著深圳實現“深圳加速度”，積累新的“深圳經驗”，又把新的“深圳經驗”推開到全國。“特區要特”是為了帶來成功經驗，使得成功經驗最終傳播到全國，最終要做到“特區不特”，或者說讓特區的政策成為全國各地政策，讓特區的成功經驗成為全國普遍的做法。這里，最根本的是深圳要積極輸出，全國要積極學習深圳的成功經驗。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范，深圳要繼續勇立潮頭，繼續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馮興元
